【新聞稿】
《香港工作疲勞調查》發佈會
疫情加劇工作疲勞 政府應盡早立法規管工時
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一直關注基層打工仔的工作情況及需要，遺憾部份僱主以壓低人事成本成為企業之選項，再加上疫情下工作形態的轉變，對於勞工而言，意味著工作負荷再度加重。長期的超負荷工作，會促發不同身體疾病，俗稱「過勞」，嚴重者甚至會造成猝死。
勞聯2022年3月23日至4月19日開展「2022香港打工仔的工作疲勞情況調查」的問卷調查，成功訪問564名來自6大行業[1]打工仔，了解打工仔長期處在高度心理壓力之下所產生的身心耗盡情況。勞聯在今天（4月28日）「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」，要求政府加強對勞工的保障，立法規管工時，研究工作過勞定義。
是次調查對象為15歲或以上在職人士，根據調查數字，超過60%的受訪者每週平均工作時數44小時以上（包括僱主安排在家工作時數），超過35%的受訪者50小時或以上工作時數，超過20%的受訪者55小時或以上工作時數，接近半成的受訪者，多於75小時工作時數。
香港作為全球最繁忙的國際城市之一，在「工時最長地區」排名中經常名列前茅。根據政府統計處最近公布的2021《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》，香港人平均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4小時，個別行業或職位更高達48小時以上。面對世紀疫情持續，香港長工時問題依舊嚴重，隨着疫情接二連三爆發，政府和不少企業因應防疫措施及社交限制，推行「在家工作」（WFH），致令「上下班」界綫愈益模糊，變相被逼「合理地」超時工作。
政府早於2010年度施政報告中承諾研究標準工時，惟2018年政府拒絕立法，取而代之11個指定行業的工時指引，惟歷時11年至今仍未有細節。政府以成立三方小組分散關注焦點，並無法發揮政府預期的作用。故此，勞聯要求政府盡快重啟標準工時立法工作，並檢視計劃及時間表的成效，吸取最低工資立法經驗，盡快制定標準工時建議，並在長工時行業推行。
工時長及輪值 更感疲勞
為瞭解打工仔工時與疲勞的關係，是次調查受訪者每周平均工作時數外，同時採用「哥本哈根疲勞量表」[2]作為評估工具。根據調查數字，超過47%受訪者「個人疲勞」指數，超過中等水平，平均達57.14分，超過44%受訪者「工作相關疲勞」指數，超過中等水平，平均達51.28分，同樣被視為中等以上的疲勞程度。
當中超過57.48%受訪者經常「覺得疲勞」，43.51%受訪者經常「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」，42.32%受訪者經常「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」，45.67%受訪者經常「工作一整天後，覺得精疲力竭」，36.53%受訪者經常「覺得沒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」。
再仔細分析調查數字，每週平均工作時數44小時或以下的打工仔，「個人疲勞」指數，平均分數55分，「工作相關疲勞」指數，平均分數49分。每週平均工作時數55小時或以上的打工仔，「個人疲勞」指數，平均分數上升至63分，「工作相關疲勞」指數，平均分數上升至56分，被視為中等偏高以上的疲勞程度。數據反映出，受訪者工時越長，打工仔在體力與精神上愈感到疲倦，受壓情況越嚴重，疲勞指數情況不容小覷。
打工仔長期處於疲倦狀態可能引發多種問題，例如頭痛、各種心腦血管疾病，可能引伸工作意外及家庭暴力事故等，不僅損害員工的身心健康、降低生產效率，亦對員工的安全及社會安全造成威脅。
勞聯認為，讓打工仔過勞工作，實屬殺雞取卵，得不償失，既不利個人健康，又影響社會的長遠發展。目前，世衞已經將「過勞」納為「職業現象」之一，顯示相關問題已不容忽視，香港過勞現象，背後折射出的是勞工保障嚴重不足。社會需要政府、工會和商界各方的共同努力，才能從根本上緩解過勞現象，尊重勞工的每一份努力與耕耘。
綜合上述因素，勞聯向政府建議：
1. 儘快制訂預防工作過勞的相關政策；
2. 提高社會整體預防工作過勞的認知；
3. 制訂過勞定義，為每月總工作時數定下過勞水平；
4. 把過勞死情況納入僱員補償範圍；
5. 儘快立法規管工時。
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謹啟
二零二二年四月廿八日
圖一：勞聯主席、立法會議員林振昇(左二)要求政府儘早制訂預防工作過勞的相關政策，研究工作過勞定義。
圖二：勞聯秘書長、立法會議員周小松(右二)提及香港在工時規管方面已落後世界各國，認為政府必須加快步伐。
圖三：交通工會工友分享其擔任巴士車長的辛酸，直言「完全冇時間上廁所」。
圖四：交通工會工友為碼頭工友發聲，訴說因工作繁複而精神壓力大增的狀況。
圖五：勞聯副主席、勞顧會勞方代表譚金蓮(右)闡釋長工時對工友的負面影響，重申政府應儘早立法規管工時。
圖六：勞聯舉行香港工作疲勞調查發佈會，要求保障工作過勞情況。